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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關系健康指數 廣東為何不如浙江

編者按:去年底以來,陸續有企業傢在網上“控訴”地方政府,政商關系一時又成為各界關註焦點。構建親清政商關系,早已是中國決策層的明確指向,隻是政策落地似乎還難以一蹴而就。最近,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政企關系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發佈瞭國內首份城市政商關系排行榜,跟蹤研究中國285個城市,最終推出瞭健康指數排名。搜狐號“三條”特約該課題組的核心成員推出系列評論,通過具體的案例,剖析現實政商關系存在哪些共性問題、轉變的契機該如何把握,希望對公眾理解和地方決策有所助益。

文丨張楠迪揚 “國傢高端智庫”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政企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公共管理學院助理教授,人大國發院政商關系評價課題組成員

作為改革開放的重鎮,長三角與珠三角一直是中國經濟兩個重要的增長極,成為引領其他地區的樣板和典范。隨著構建新型政商關系促經濟發展,建立健康市場秩序的重要工作之一,長三角與珠三角開始呈現出不同的政商關系特征,背後的原因與可能性趨勢值得深思。

展開剩餘86%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傢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政商關系評價課題組發佈瞭第一份“中國城市政商關系排行榜(2017)”。排行榜從“親”、“清”兩個維度、五個一級指標綜合評價瞭全國285個地級以上城市的政商關系健康指數。排名前十名的省、直轄市為上海、北京、浙江、河北、天津、福建、海南、江蘇、廣東、山東。這份榜單上,兩個直轄市上海、北京高居榜首之外,浙江在各省中位列第一,廣東位於第九。

(全國各城市政商關系健康指數地圖。)

這似乎與人們的直觀感覺有些出入。廣東省雖然位列前十強,但綜合名次在十甲末位。珠三角位於廣東省內,憑借毗鄰港澳的優勢,廣東擁有高度外向的經濟與市場,政商視野開放,地方持續真空除毛推動改革。在人們的印象中,廣東的排名應該更加靠前。相比之下,作為長三角重要省份的浙江在各省中排名第一,印證瞭近年來浙江在提升政商關系上的政策效果。為何浙江可以高居榜首?廣東排名差強人意?我們可以榜單的各項指標中找到端倪。

根據人大國發院政商關系排行榜,浙江各市政商關系平均分為65.91,廣東為48.3,差距比較明顯。浙江省各地級以上城市總排名區間為第6到第20.89,排名標準差21。廣東省各地級以上城市總排名區間為第1到第268,排名標準差為97.65,可見廣東省內各市排名分散程度遠高於浙江省。廣東省既有全國政商關系綜合指數排名第一的東莞,分值100;也有多個城市整體分值在50以下。

排行榜的五個一級指標為:政府對企業的關心、政府為企業提供的各類服務、政府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政府廉潔、政府透明。其中前三個指標用來測量政商關系“親”的維度,後兩個指標用來測量政商關系“清”的維度。

首先,在政商關系“親近”維度上,浙江整體分值為48.42,廣東為40.04。分項指標上,政府對企業的關心方面,浙江分值為21.75,廣東分值為36.99;政府對企業的服務方面,浙江分值為47.98,廣東分值為34.54;企業負擔方面,浙江分值為14.97,廣東分值為16.85。

廣州在政商關系親近方面的整體分數與浙江差距並不明顯,政府對企業的關心還顯著高於浙江。但在省內各市差異程度上,廣東明顯高於浙江。廣東各市親近指數標準差為26.89,浙江為12.3,廣東高出浙江一倍有餘。

其次,在政商關系“清白”維度上,浙江整體分值為80.25,廣東為59.17,差距明顯。分項指標上,政府廉潔方面,浙江分值為16.49,廣東為14.97;政府透明方面,浙江分值為85.98,廣東為66.13。與“親近”指數相同,廣東省內差異高於浙江。在政府透明方面,廣東省內標準差為16.02,浙江為13.84;政府透明方面,廣東省內標準差為12.88,浙江為8.59。比如在政府透明指標上,政府透明排名第一的廣州,分值100,但省內有7個市分值低於60。相比之下,浙江省內除個別市,整體在政府透明指標上的得分區間在80至100之間,全省各市隊形整齊位於高分段。

作為我國經濟發展與開放程度名列前茅的兩個省份,廣東與浙江省內差異程度顯著不同的原因為何?根據排行榜各市得分,我們發現廣東省內珠三角地區與非珠三角地區存在顯著差距,這是廣東省內政商關系全維度差異程度高,整體排名位於前十強末位的關鍵原因。珠三角城市政商關系均值為67.4,非珠三角城市分值為33.67。親近指數上,珠三角城市分值為60.83,非珠三角城市為24.44;清白指數上,珠三角城市為65.19,非珠三角城市為54.65。對比可知,整體上非珠三角城市在政商關系健康程度上為珠三角城市的一半,親近程度上,非珠三角城市僅為珠三角城市的1/3強。

橫向對比珠三角城市與浙江省水平,我們可以發現珠三角城市整體分值67.4,高於浙江省省級水平65.91;政商親近指數上真空除毛私密處|台北真空除毛私密處,珠三角城市的得分60.83,顯著高於浙江省的48.42;珠三角城市唯一低於浙江省的是政商清白指數,珠三角成為得分65.19,顯著低於浙江省的80.25。因此可以得出,廣東與浙江之間的差距主要來源於珠三角地區與非珠三角地區間的差異,以及在政商清白關系上的整體表現。基於此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下一步廣東應集中拉動珠三角內二線城市、非珠三角城市的發展。廣東適當拓展“珠三角”式發展思維,不要讓“珠三角九市”成為廣東省的代名詞。廣東省多年來的發展腹地主要局限於珠三角城市范圍,且珠三角城市內部還可區分出一線、二線城市。這在早年經濟起飛年代有比較明顯的帶動作用,但在今天需要提升台北除毛ptt|台北除毛推薦ptt整體發展水平、打造區域產業鏈、增長極的時代,珠三角城市應該發揮更顯著的外溢效應。

(珠三角核心城市廣州)

在政策層面上,要從觀念上突破“珠三角”代言廣東省的發展思維。目前已搭建的含廣東省在內的區域合作框架主要以珠三角城市為主。雖然有“泛珠”的9+2經濟地區概念,但“泛珠”過泛,涵蓋中國華南、東南和西南的九個省份及兩個特別行政區。在“珠三角”與“泛珠”之間應拓展以廣東省為邊界的概念框架,致力於綜合提升廣東省內經濟發展均等化,充分發揮廣東省內東莞、廣州、深圳等領先城市在全省范圍內的帶動效應。根據人大國發院政商關系排行榜,經濟發展與政商關系顯著正相關,二者相互促進。省內政商關系均等化有助於經濟發展均等化。

第二,加強出臺省級統籌性政策。我國地方改革基本遵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兩種發生模式。從浙江省近年來出臺的政策可以看出浙江省省級綜合統籌趨勢明顯。比如浙江省在全省范圍內推行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務平臺建設等,全省劃一,各地切實執行,已取得瞭比較顯著的成效。相比之下,廣東省“自下而上”的改革思維比較突出。“自下而上”改革更重地方自主推動改革的動力,但對於比較落後的地區帶動效應相對有限,因此在提升省內均等化水平上需要省級政策統籌。雖然浙江省在綜合水平和親近水平不及珠三角城市,但由於省內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均等化程度高,獲得整體高水平。

第三,構建“親”、“清”並重的政商關系。政商關系均等化不僅指省內各市水平相當,也指政商關系“親”、“清”兩個維度的均衡。在促進經濟發展的績效考核指揮棒下,很多地區更加註重招商引資,為企業做好服務,政商關系的親近程度保持在較高水平。但政商關系過於親近,可能就會走入灰色或不清白的地帶。在我們的政商關系排行榜中,地方經濟發展水平與清白指數不存在線性關系,這說明單純的經濟發展並不能拉動政商關系清白程度的提升,需要地方做出單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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